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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扶贫校长的最后50天

发布时间:2020-01-07

 

■教育脊梁 人民教师风采

苟文权本来都没指望活过60岁。

他曾是重庆市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金子村的贫困户,一生凄苦、浑身病痛,每年冬天缩在四面漏风的破土房里,不晓得能不能撑到来年。

亏得有精准扶贫,隔壁太和村的小学校长张涌涛就是苟家的帮扶负责人。在他的帮助下,苟文权一家搬进了有暖炉的新房。没过多久,那间老房在一场雨中轰然倒塌。

看过太多天灾人祸,苟文权对生死已经有些麻木。但2019年12月3日,当张涌涛去世的噩耗传来,卧病在床的苟文权崩溃了。他一把掀开被子,着急下地去找张涌涛,却实在虚弱,怎么也动不了。急得没办法,他把脸埋在双手里嚎啕大哭。

张涌涛是小学校长,也是扶贫干部。他常年坚持住校,守护着深山里的一方校园,休息时间则献给扶贫事业。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光,他隐瞒病情、继续工作,直到生命尽头。

这样一位坚守山村的基层校长、一位把百姓放在心尖的普通党员,终其一生以平凡示人。在出事之前,家人、同事没觉得他有多“伟大”,说他就是一个身边的“平常人”,一个认死理不听劝的“山里人”,一个外表木讷内心滚烫的“传统中国男人”,一个不跟组织讲条件凡事自己扛的“上一辈人”。

“顺便”体检,生命竟已进入倒计时

是肝硬化夺走了张涌涛47岁的生命。

他一米七出头,体型墩实、爱打篮球,人人都说他平时身体素质挺好。

不过,张涌涛的大哥张波涛,14年前因为同样的病,不到37岁就走了。大哥生前也是太和的老师,明知自己已经晚期了还坚持上课,病发时倒在讲台上,被学生抬出教室。

共事了16年的学校教导主任唐琪栋觉得,张涌涛并不是无视健康的人。有家人的先例在,他其实很“养生”——不抽烟不喝酒,作息规律,招呼别人打球时还总说:“为了各家老婆孩子,好好锻炼身体哈!”

学校没有统一体检,每年是让老师自行体检后凭票报销。但副校长赵维孟说,张涌涛和自己都没弄这些,“我们大山里的人迂腐,总觉得好好的没必要”。

今年暑假开始,张涌涛时不时觉得腹痛;10月初,他悄悄跟唐琪栋说:上回打球一屁股摔地上,那块淤青一直没散。

“那咋办,去医院看看?”

“没得事,不要紧。”这是张涌涛的口头禅。

爱人谭蓉太清楚张涌涛的脾气了,从不因私请假,想让他去100公里外的奉节县城或者170公里外的万州市区体检,难。

劝、骂是没有用的。谭蓉思来想去,只好设“局”,请公公假装不舒服,让张涌涛带他去城里体检,自己“顺便”检查一下。

一查,肝功指标不对,医生当场让住院。

从10月14日这天起,张涌涛原本生龙活虎的生命陡然进入倒计时50天。

张涌涛没听劝,说下午还要到县教委开会呢。开完会,他回学校照常上班。

仅仅过了两天,凌晨3点左右,谭蓉接到张涌涛电话,就听到一句:“实在遭不住了。”赶紧送去医院,初步诊断为肝硬化,晚期。

肝硬化早期表现隐匿、不易察觉,晚期则有腹水、黄疸、昏迷等症状及严重的并发症。医生当时说,如果做肝移植,存活率在一半左右。

张涌涛老老实实住了20多天院。从没离开过这么久,他在学校微信群里谎称“出去学习一段时间”,跟赵维孟说“没得事,内部感染,过两天就回来,你们把学校的事搞好”。对县教委、乡领导和金子村那边,则只字未提。

赵维孟几次想去看他,张涌涛都说“不准来”;多问几句,他就挂电话:“不说了!”

他以为自己能“瞒天过海”,毕竟大哥当年查出来晚期后,还撑了将近5年。

那段时间,大家不知情,工作电话和信息一天都没断过。他还像往常一样,处理着一件件繁琐的工作,比如跟县上争取,把一线老师的评优名额从理论上的2.7个落实成3个。

到了11月8号,张涌涛开始嚷嚷着要出院,下周要值行政周,脱贫攻坚也要搞“回头看”。

那时医院也确实没有适合的肝脏配型,谭蓉含泪答应了。她知道张涌涛爱逞强,必须让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,因此央求本打算“不要刺激病人”的主治医生跟他本人明说:“你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,不能工作,卧床休息!”

结果,周一早上不到7:40,张涌涛还是出现在学校。

生命倒计时22天。

勉强值完周,金子村接到市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通知。11月18号一早,张涌涛到金子村填完扶贫手册,又顶着严寒看望了他的帮扶对象。

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苟文权家。以前,他几乎每周都会上门一趟,村里修路半个月来不成那段时间,他给老苟打了3次电话,又是问候,又是抱歉。

他没让人看出异样。苟文权的老伴只记得张校长说了句,“看到你们现在这样我心里就好过了”。

当晚,张涌涛严重腹泻,一晚上跑了十七八趟公厕。

挺到第二天放学,他才请假离校,再次住院。情况急转直下,昏迷、转院、急救,医生说他肝硬化恶化导致全身病毒感染,此时做肝移植存活率只剩1%。

生命倒计时13天。

即便这样,张涌涛依然放不下工作。11月22号,他连发六七条信息跟唐琪栋交代学校光纤费、功能室的细节;26号,他在扶贫工作群里说“实在忙不过”,请村上派人帮忙好好完善贫困户刘宗文的档案;28号,辞世6天前,他还在请人帮忙处理政务平台OA系统里几个贫困户的事情。

但他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。11月24号,他仰在病床上,顶着因肝腹水高高隆起的腹部,用颤抖的双手,一个字、一个字打出了两条长长的辞职信息,一条发给县教委主任陈绪安,一条发给金子村对接扶贫工作的罗月英。

生病以来,身体饱受折磨,但张涌涛一直表现很平静。发完这两条信息,他第一次绷不住了,和谭蓉抱头痛哭。

12月2号,医院宣布无法救治;3号,张涌涛与世长辞。从发现病情到走,相隔仅仅50天。

既当大家长又当管家婆,他是村校的“定海神针”

张涌涛是土生土长的太和乡人,履历很简单:县城师范学校毕业回乡,在两个村校间来回调动,不到30岁就开始当校长。

“本分、踏实。”张涌涛20多年的老领导、片区教管中心主任向光荣这样评价他。

县教委扶贫办主任刘萍长期和张涌涛对接工作,但私下零交流:“每次开完会就走,来一趟那么远,他从来也不到科室串串门、找领导汇报工作,从不诉苦、更不讲条件。”

学校老师对他的第一印象则格外一致:完全不笑,说话像吼,一看就不好亲近。

但接触久了大家才发现,张涌涛敬业、负责,事必躬亲、很关心人——

家离学校不到半小时车程,明明可以每天回去,但他常年住校,“看着学生”;

县里要求校长每学期推门听课20节以上,他听120节到140节,每学期留下厚厚5本听课笔记;

他把大部分的材料工作包揽下来,在办公室里堆成小山,别人叫他把任务分配下去,他说,一线老师已经够辛苦了,我能做的就多做点;

他亲自管理学校所有功能室和图书室,没事就去看看设备、添添耗材,图书管理系统里全校师生的信息,也是他一人录入的;

他办公室常备工具箱,经常和后勤一起劳动,哪里灯泡坏了就换一个,哪里门不好用了就修一修……

除了日常教学管理工作,张涌涛还承担着教育扶贫等艰巨任务。

2018年秋天开始,奉节县实行“网格化”家访,全县教师利用休息时间,照着户籍信息挨家挨户调查入学情况,以进一步控辍保学。太和小学17名教师参与,负责583名学生的情况。

“最难的是联系。”向光荣说,“有些人在外地,有些人留的电话是假的,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骚扰,态度不好,但我们全部攻克下来了。”

排查出几个适龄儿童无法正常上学,张涌涛就组织老师进行“一人一案”的送教关怀,还曾驱车7个多小时去给住在外地的脑瘫儿童李浩呈送教上门。

虽然智力有些障碍、表达也很困难,但李浩呈对张涌涛喜欢得不得了,其实他的送教负责人是一年级班主任、年轻女教师牟艳莉,但每次视频送教时他都不依不饶:“校长呢?我要看校长!”

一开始安排李浩呈挂靠到自己班上,牟艳莉就有点意见,“又不是6岁的娃娃,干吗安排到一年级来”。送教上门那次,牟艳莉觉得实在太远,问“可不可以不去”,张涌涛半开玩笑说“你觉得不去合适不呢”,还是把她劝上了车。

这几年,学校进了好几个90后,年轻老师给村校带来了活力,也带来了和上一辈截然不同的风格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注重自我、善于表达,不想干的活能直接跟领导开玩笑说“不干行不行”。

张涌涛显然属于“上一辈人”,内敛、隐忍,不懂诉苦抱怨,凡事自己扛。在同样属于“上一辈人”的向光荣看来,这很平常,“人不都这样吗?”

但他这回扛不住了。强行出院回学校值周那段时间,大家明显感觉“不对劲”。

以往声如洪钟的他说话有气无力,经常定定地站在窗口望着教学楼;吃饭端不稳碗,只能用嘴巴凑上去找桌上的碗,左手换右手,半天吃不进几口;山里冷,老师们自己搞了一个炭火炉子的“烤火室”,以前他基本不去,那个星期却经常一个人端杯茶坐在里面。

赵维孟“有意识地”去陪他。不管怎么问,张涌涛都是那句,“没得事”。

没得事?他连签个字都得用左手托着右手。

第二次住院前的最后一天——11月19号放学后,等人走空了,张涌涛举着手机在校园里拍照,东拍一张、西拍一张,最后走到校门口,站了一会儿,又拍一张。后勤人员王治平觉得奇怪,问他干啥呢,他轻声说“没事,拍着玩”。

那是张涌涛留在校园的最后一个画面。

老师们已经太习惯有校长在的校园,习惯他总是办公室里扯着嗓子喊人过来一趟,习惯他“像严厉的父亲一样”批评工作不踏实的老师,习惯他每天凑到食堂窗口看今天给学生吃啥,习惯听他晚上10点多从办公室回寝、边上楼梯边哼歌,习惯有困难找他帮忙、有脾气找他“撒娇”……

突然没了校长,吴联燕觉得“每天都找不到方向”。

再穷的人他都瞧得起,扶贫干部比亲人还亲

同事眼里“不好亲近”的校长,在贫困户面前,却是另一个模样。

“每次一下车就喊‘哥!大姐!’人还离得老远就伸手出来握我的手,他才不管你的手脏不脏!”苟文权耳背,说话特别响,“我们不是一个村的人,以前根本认不到,他对我们楞个好哟!”

2016年,太和小学全体行政班子作为扶贫干部来到金子村,张涌涛分到相对困难的5户、其他人各3户。

第一次去苟文权家,看到两位老人住在危房里,张涌涛闷了半天才说话:“我心里不好过,这个房子住不得啊。”

苟文权15岁父母双亡,头一个婆娘死得早,找了个一样命苦的寡妇又结了婚。好不容易养大一儿一女,女婿又出意外没了,留下那时才一两岁的外孙……听着老两口平静地讲述身世,张涌涛抹了好几把眼泪,临走时说,“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们”。

很快,在张涌涛的帮助下,苟家按5口人申请,获得了6万块钱补助,在山脚下平坦开阔处,拥有了一套钢混结构的新房。

2018年冬天迎检,扶贫工作组人人连轴转,不仅不休周末,经常早上6点就要开会。张涌涛一向准时,还经常跟易礼敬说,有事随时打电话。

学校大队辅导员金燕是行政班子里唯一的女性,自己没有车。张涌涛每次开车带她入户,往往是两人一起走完她的贫困户,张涌涛再走自己的。

入户工作很琐碎,时长也很难把控,但张涌涛是出了名的“耐得烦”。有一家人对乡政府有些不满,只愿意跟张涌涛说话,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。

有一回金燕等得心烦,嘟囔了一句“咋楞个啰唆哟”,张涌涛告诉她:“人家愿意跟我们倾诉是好事,不听他说咋晓得怎么帮他呢?”

张涌涛的帮扶对象都很依赖他,有一家人随时想起点啥就要问清楚,凌晨也直接打电话。直到病危期间,不管多晚,电话一响,他就从病床上伸出手,马上接起来。

谭蓉心疼,几次想把手机收走,但看他生气,又赶紧依了他。

他们的儿子今年刚上大一,那段时间在医院陪护,见到父亲放不下贫困户的样子,他一点也不意外。

暑假里,原本承诺带他出去旅游的父亲,最后安排的“旅程”是走访贫困户。

那天父子俩一起走了3户,一路上张涌涛跟儿子讲,以后无论做什么,千万不可忘本,要有家乡情怀,多做好事善事。

国务院扶贫办近日透露,预计2019年减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,340个左右的贫困县脱贫摘帽,苟文权家和奉节县就在其中。而截至2019年6月底,全国已有770多名干部牺牲在了扶贫战场上,张涌涛是又一个。

苟文权和老伴都没什么文化,很多大政方针听不懂、记不住,只知道自己属于“五个一批”中“易地搬迁脱贫”的那一批。也许对于他们来说,党和政府的形象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扶贫干部,“张涌涛们”走进他们的家,不厌其烦地听他们诉苦,尽心竭力地帮他们脱贫,“比亲人还要亲”。

这些年,太和小学的生源一直处于流失状态。地处偏远高寒山区,又在3个大镇的夹缝中生存,太和乡党委书记毛荣浩理解张涌涛的“治校之难”。

有条件的都把孩子送到周边大镇去了,2019年疏散掉最后一批初中生,学校从“太和乡九年一贯制学校”降格成“太和小学”。“这是大环境,他一个校长改变不了”。

但留下的孩子也得好好教。这学期,全校只有26个住校生,晚自习连一个教室都坐不满,但张涌涛依然坚持住校、盯晚自习、查寝的习惯。

作为校长,他像“定海神针”一样,19年一动不动,守着山间校园。

有人或许会问,一个连年萎缩的乡村学校的校长,能忙到哪儿去?

如果你去太和,乡亲们的新房会告诉你,同事们的眼泪会告诉你,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会告诉你,扶贫校长张涌涛的时间去了哪里。

太和小学办公区的走廊上放着一架钢琴,早上上课前或者下午放学后到这里弹会儿琴,也许是张涌涛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那本旧曲谱已经翻得稀烂了,但他还是弹得“憨有劲”。

每次加班的时候听到琴声,金燕都觉得是种享受。她说自己想学,让校长录点视频发给她,催了好多次,张涌涛才发了两段,弹唱的是他喜欢的老歌《踏着夕阳归去》和《涛声依旧》。

视频里,张涌涛还是健康的模样,依然“完全不笑”,但唱得很是投入,那歌词唱的是:

    我仿佛是一叶疲惫的归帆

    摇摇晃晃划向你高张的臂弯

    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

    亲亲别后是否仍无恙……      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20年01月04日第1版